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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6

  2010年09月03日现代快报

  方舟子简介 本名方是民,1967年9月生于福建云霄县。199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担任新语丝社社长。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多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领域的腐败现象。近期因揭露唐骏学历造假和炮轰“国学天才”孙见坤“剽窃”而引人关注。

  方舟子8月29日遇袭,令舆论大哗。在各种观点中,挺方派和倒方派罕见地“包容”在一起,谴责暴力、支持方舟子,一时成了舆论的主流,但是中间也有质疑甚至被方舟子怒斥为造谣的声音。不过,除了遇袭第二天举行临时媒体见面会,连续几天方舟子均保持沉默,而微博上的只言片语也不够解渴,公众无从完全知晓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瘦削男人,内心有过怎样的波澜,又是怎么看待那些人和事的?

  不过,9月2日晚8点,方舟子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快报记者的专访。

  “沉默”中的方舟子

  受伤的腰挺得更直

  方舟子8月29日遇到歹徒袭击,8月30日举行临时媒体见面会。

  此后,很多媒体记者感到了一种不适,那就是方舟子突然不接听手机了,还有人说他曾经关过机。

  8月31日一大早,方舟子突然在其微博上发了一条温情的致谢短信:“我亲爱的亲人、老师、朋友、同学、同事、校友、同道和读者们,你们的电话我没法一一接听,你们的来信我没法一一回复,你们的留言我没法一一阅读,但是我知道你们关心着我。在侥幸躲过致命的打击之后,有一种超越生死的奇异感觉。在又一个无眠的夜晚,是你们的爱让我感动。我也爱你们。”

  这使关心方舟子的人们,包括很多媒体人感到了一种理解。

  方舟子还说:“被歹徒袭击事件让我第三次被美国《科学》报道,我应该高兴还是悲哀?”

  有很多人支持方舟子,包括一些自称原本反感方舟子的人。

  为声援方舟子,8月30日,“反伪科学斗士”司马南自称“在悲愤状态下急就”了一篇博文,称“如果我是‘中国最大媒体’《感动中国》的总导演樊馨蔓,看到这两件同一天里发生的事,我会难过地闭上眼睛,摸着自己的良心真诚地反省,我会痛苦地承认,此前判断有误,我会有鉴于这样一个结果,将功补过力挺方舟子成为2010《感动中国》候选人。”

  但是质疑的声调也一度很高。有媒体采访武汉市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生肖传国,他认为方舟子遇袭一事很可疑,可能是在报假案、是在炒作。

  自称“《炒作学》开山鼻祖”的争议作家张一一在微博中称,方舟子最近将推出新书《诺亚方舟》,因此想学他当年那样自我策划来做宣传。

  “沉默”中的方舟子还在“战斗”。方舟子发微博回应:“‘80后作家’张一一和大河网公然造谣,胡说我遇袭是自我炒作,是为了推出新书《诺亚方舟》。本人从来就没有也不准备出版一本什么《诺亚方舟》的书。本人的笔名和‘诺亚方舟’毫无关系。天底下竟然有如此丧尽天良的人和媒体!”

  一些荒唐质疑不该被“放”出来

  至于以后是不是会对肖传国、张一一等采取法律行动,那得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再跟律师商量

  现代快报:在你遇袭之后,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质疑,几天之后,你怎么看这些质疑?

  方舟子:这些质疑里有一些是非常荒唐的。这些质疑如果是一些匿名的人发出来的,在网上随便说说也就算了,但有的是真名实姓的人写出来的,而一些媒体还把这些纯属造谣污蔑的言论发表出来,这就很不正常了。对媒体来说,应有基本的素养,在登出所谓的不同声音之前,你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判断,而且也应该调查一下。不能为了搞所谓的平衡,就把一件事搞得像很有争议似的,然后把那些谣言放出来。

  现代快报:在这些质疑声里,哪些真名实姓的人的话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方舟子:比如说那个张一一,说我是为了炒作一本书才怎么样怎么样。

  现代快报:而这本书是不存在的?

  方舟子:他所说的书《诺亚方舟》根本就不存在。被我驳斥了之后,他又说我被他识破了之后为了避嫌把书名改成《大象为什么不长毛》。《大象为什么不长毛》这本书倒是有,但我这本书,在我被打的前几天就出来了,在微博中把封面都贴出来了,哪是他说的那个原因。而且很早以前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要出这本《大象为什么不长毛》了。

  现代快报:前几日有媒体采访武汉市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生肖传国,他认为你遇袭一事很可疑,可能是在报假案、是在炒作。当然,很多网友并不认同这种看法。对他和张一一的这些说法,你有没有采取措施的打算?

  方舟子:目前来说还没有,我觉得这些是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协助警方破案,然后做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工作。至于以后是不是会对肖传国、张一一,还有一些媒体采取什么法律行动,那得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再跟律师商量一下有没有必要。

  我理解家人显得“脆弱”的担心

  本来这种担心就一直存在,现在实际发生了,有时候感情会显得脆弱一些

  现代快报:说到家人的安全,我刚刚看到一篇你爱人9月2日早上6点多写的一篇博客文章《活着》,文章第一段就写:今天是阿民被袭击的第四天。四天来,我震惊过,欣慰过,悲哀过,狂怒过,现在我感到彻骨的荒凉,无边无际的虚无。也许我不该这么说,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支持方舟子,声援方舟子……从这段话能感觉出家人对你的担心,也能感觉到一种令人揪心的东西。

  方舟子:这个担心是当然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来这种担心就一直存在,现在实际发生了,有时候感情会显得脆弱一些。

  现代快报:人大教授张鸣今年接受过快报的几次专访,他9月1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方舟子不可能假借权势伤人》一文,文章中有句话说得很好:方舟子有很多的拥趸,也有很多不喜欢他的人。对不喜欢的人、被人讨厌的人容忍的程度,是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试金石。

  方舟子:他可能是不喜欢我的人。(笑)

  现代快报:他在文章里也说不喜欢你的这种行事风格,呵呵。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公允而深刻。

  方舟子: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是非分明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总是有一个道德底线,问题是现在很多人没有道德底线。

  现代快报:这些年的打假,你得罪了很多人,很艰难,也给人一种很孤单的感觉。

  方舟子:我倒不觉得我很孤单,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支持我。

  现代快报:在你遇袭的当天,司马南等人就公开挺你。这给人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

  方舟子:以前没出事的时候,可能还没感觉到有那么多的人在支持我,现在一出事,大家都发出了声音。沉默的还是大多数,那些支持你的平时未必要发出声音来,倒是那些反对者跳得挺欢的,有时候给大家的感觉好像反对你的人比支持你的人多。但是等真出了什么事,很多人都觉得不应该再沉默下去,就让人感觉到支持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现代快报:这种支持你的力量,有没有改变你什么昔日一直坚持着的观点?

  方舟子:没有,但是这么多的支持令我感动。

  从没哪一个部门就打假找过我

  我们揭露的这些学术造假事件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结果的,或者说是不了了之的,甚至假装不知道

  现代快报:在遇袭第二天,你接受采访时也呼吁,国家应成立一个有公信力的部门,来专门打假,而依靠民间力量来打假,力量有限且风险很大。这是不是预示着你以后的个体打假在形式上有所转向?必然寻求和职能部门的合作?

  方舟子:假如政府部门需要打哪个假,希望我配合,那我非常欢迎,但没有哪一个部门曾经来找过我。

  现代快报:打假打到最后,公众都希望看到一个结果,你的呼吁还是很有价值的。

  方舟子:我主动举报的一些事情都没有结果,比如说我曾经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报过,某一个人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违规的(指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事,据方舟子2008年10月17日博客),我当时还是用挂号信寄的举报材料,联系方式什么的都有,结果连一个回音都没有。后来,那个被我举报的人,还顺利拿到基金了。当时,我是在公示期进行举报的。我奇怪于没有回音,只有一委员说我们是不需要回应的,然后我就把他们的有关条例翻出来,条例规定对举报者应该答复处理结果。作为一个委员,他连自己所在机构的条例都不清楚,或者都不看,可见这种机构形同虚设,有关的条例也没什么用。

  现代快报:在很多人看来,你的这种遭遇并不偶然,当下的学术打假或其他领域的打假,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打假事件,都往往没有一个应有的结果。

  方舟子:对,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我们揭露的这些学术造假事件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结果的,或者说是不了了之的,甚至假装不知道,就把你给忽略掉了。

2010-09-03

  2010-09-02中国广播网

  事件进展: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破案

  记者:从事发到现在,事件有没有什么进展?

  方舟子:进展我不能说的,现在警方不让我透露任何进展.

  记者:您这两天配合公安进行了哪些调查?

  方舟子:这些我都不能说。因为说了可能会影响到破案,我只能说现在警方对这个事件很重视,因此成立了专案组,有大批的警力在破这个案子。

  记者:关于您此前说的歹徒背后的指使方,您的律师彭剑指出,9月开庭的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的民事诉讼案可能与此事有牵连,并且此前受到过攻击的方玄昌也曾报道过此案,您和彭剑的判断一致吗?

  方舟子:这些都是他个人的看法,我自己心里有一些重点怀疑对象,但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究竟具体是谁干的,我觉得还是等警方侦破了(案件)再说,我只能把我知道的线索提供给警方,让他们破案。

  这次被袭击带来的压力前所未有

  记者:您的夫人曾经说过,方舟子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人打假,在打假的过程中您会觉得孤独吗?

  方舟子:不会感到孤独,有很多人,包括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我收到很多的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包括网友在论坛上的留言多得我都看不过来,所以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大多数的人还是支持我的打假事业的,不会感到孤独。虽然有时候好像是我一个人,但是在我的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

  记者:十年来和您站在一起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这些人给您带来了什么实际的帮助?

  方舟子:对,站在一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同时得罪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是没办法的。有很多帮助的,包括材料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支持,包括现在案件发生以后,很多人都呼吁警方要尽快破案,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实际的对我的帮助。

  记者:在您的打假历程中,很多人都声称要告您,最后有多少和您对簿公堂?

  方舟子:有十几起诉讼,真正开庭,后来有结果的好像只有六起。

  记者:您参与的案子中您的胜率多大?

  方舟子:如果是在外地,比如在武汉或者西安告的他们就赢,但是在北京告的他们基本上都输。

  记者:在所有的纠纷里面,这次的事件给您的压力是不是前所未有,您的感受是什么?

  方舟子: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第一次有这种肢体的接触,以前有一些恐吓电话,恐吓邮件,或者跟踪上门恐吓,但是这是第一次对我动手了,所以这种压力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因此而被吓住,就不敢再说了,那样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至少在短期内该干嘛还干嘛。

  批判性的言语只不过是直率

  记者:在打假这一块给您带来的压力您是如何排解的?因为有不少人觉得您在微博上会使用一些批判性的语言,这是您排解压力的渠道,还是本身的性格就是如此?

  方舟子:不是说本身的性格,我那些批判性的语言都只不过是说了事实而已,只不过比较直率、尖锐。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既然说是要打假,就应该把事实直接说出来,不应该用什么比较隐晦的、婉转的、委婉的方式说出来,那还叫什么打假呢?

  坚持打假不是为了名气

  记者:走到现在,因为打假您名气变得越来越大,名气的变大给您带来了什么改变?

  方舟子:名气大了,说出来的话更有份量了,这对打假来说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同样一个事件如果由别人说的话,可能未必会引起重视,但是要由我来说出来的话,可能效果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了。

  记者:可否理解名人的身份是您现在继续打假的动力之一?

  方舟子:如果说有人能证明出名是我打假的动力的话,我欢迎他来用这种方式出名,同时请他面对因出名而带来的这种极大的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

  记者:现在“打假”对您来说是精神动力还是精神负担?

  方舟子:我无所谓动力,也无所谓负担,这个就是属于碰上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有说对此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或者什么特别的动力。

  作者:方舟子妻

  今天是阿民被袭击的第四天。四天来,我震惊过,欣慰过,悲哀过,狂怒过,现在我感到彻骨的荒凉,无边无际的虚无。

  也许我不该这么说,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支持方舟子,声援方舟子。当我把他遭遇袭击的微博上传后,看到如潮的转发和动情的留言以及亲友的短信,我感觉很温暖,为方舟子不孤而欣慰,高兴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想到这,我的眼睛潮湿了。这就是正义的力量,这就是能让我们的孩子们活得更好的力量。

  看,我很容易满足,只要你们大家支持他。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无数次混乱的笔战,无数个重复了又重复的采访。方舟子所图者何?还心存疑虑的人们,我来告诉你,他只是为了这个失序的社会更健康,为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国家更美好。这话听起来多么普通啊,每天你能在报纸上见到一万遍。可是这对我是多么沉重啊,这个呆子,他每天的心思都在这里,他每天都实实在在这么做啊,只要给他三顿饭吃——不,两顿半,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凝聚全部智慧和才华写出了那些文章——给他一顿觉睡,他就能一直这么运转下去。活着而能倾全力做并做好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这何尝不是一种令我羡慕的人生?

  事发后我曾对媒体朋友说,方舟子这次是受了轻伤,还是受了重伤,甚至被打死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袭击背后所暴露出来的极度社会腐烂。仿佛是对此话的应证,在应该集中精力讨论中国社会病在何处而使方舟子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的时候,竟然有人说他炒作,说他苦肉计,说他报假案,甚至,当第一轮报道过去后,有些媒体为了“有料”,开始把这些网络上边边角角的说法搜罗出来,刊登,放大。本来清晰的事实开始混乱,罗生门重重复重重,再继续娱乐化下去,方舟子就白遭此劫了。

  起初,因为这样的声音在网络上微乎其微,我以为谣言止于智者,大家都不会把它当回事。我很早就看到了所谓“炒作大师”张一一的那篇“质疑方舟子炒作新书的文章”,搜出来的,当时我嗤之以鼻,世上竟有这么下作的人物,我一点都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造出这样荒唐的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显得他有思想吗?谁会信他理他?后来我明白了,这才真叫炒作,而且他成功了,有记者就真把这些话写到报道里去了,有电视台还真就把这当种说法播出去了。为了多得到一种声音,连屡被证明说话不靠谱毫无信誉的人的“说法”,都能拿来就用吗?记者要对真相有洁癖,这不是平衡报道,这是传播谣言和垃圾,我不得不说,这些媒体太弱智,没脑子并且自甘下贱。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被人冠以和方舟子一样的“说话刻薄,心胸狭窄”的标签了。

  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真的无可救药了吗?那些怀疑他炒作的人,在我看来是多么的可笑。那些怀疑他动机的“质疑”,在我看来是多么的荒诞。朋友对我说,要看主流。可是现在,主流不主,谣言却像模像样地在滚雪球。我体味着鲁迅所说的“艰于呼吸视听”的悲凉。为什么我感觉无处可逃?媒体蜂拥而至,凝重的探索渐渐被兴奋的爆料取代,方舟子被袭击成了娱乐消费对象。

  出事第一天,我的小宝宝哭着要去找爸爸,她柔软的小身体在我怀里愤怒地拧着,意志坚决,其实我什么都没有跟她说,她也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爸爸。第二天,她一整天没有吃饭,闷闷不乐……孩子,你感觉到了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吗?几天后,我的情绪变得和她一模一样。

  这次我没有失去我的阿民,但我失去了快乐的力量,失去了支持他的目标。在我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说话的欲望。他一直在和谣言、虚假和误解战斗,在他因为说真话而遭到取命的报复时,谣言、虚假和误解仍然围绕着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方舟子只能继续战斗。也许某一天他搭上了性命,搭上了全家,但是无边的黑暗,他能击退几分?是的,我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虚无。

  当一颗心不再相信另一颗心,你如何让他握紧你的手,让你的图腾烙在他的手上?

  我亲爱的亲人、老师、朋友、同学、同事、校友、同道和读者们,你们的电话我没法一一接听,你们的来信我没法一一回复,你们的留言我没法一一阅读,但是我知道你们关心着我。在侥幸躲过致命的打击之后,有一种超越生死的奇异感觉。在又一个无眠的夜晚,是你们的爱让我感动。我也爱你们。

  【读了《南风窗》在我被袭击前两天登出的这篇报道,不胜感慨。】

  2010年08月27日南风窗

  文_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乍见之下,不免意外。生活中的方舟子,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瘦弱?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方是瘦,但不弱。此言颇确。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10年以来,长驱直入,捣了上千个“马蜂窝”,常常弄得惊天动地。以他近期矛头所指的唐骏事件来说,因其牵扯甚广,就让许多形迹败露的人乱作一团,狼狈不可收场。

  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以他的才华,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支笔、一个网站,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看到那么多问题,结果没人指出来。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会更可悲的。有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

  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望断沟壑,只为追问一渠清水。可惜察士难当,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和他身边的人,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

  “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司马南说,“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不但是纯粹的,而且是重要的,任务无比艰巨,他做不完。他的历史刚刚开始。”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他拿标准一衡量,不对,上去就斗争。”司马南说,一些政府高官,“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新语丝照样灭,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以前出门,喜欢乘坐公共交通,觉得非常便捷,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

  “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带着家属移居国外,轻易不要回来了。”方的朋友彭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

  “做科普工作,是面向中国公众的,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做讲座,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风险是必须要冒的,我只能是尽量小心。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那样就更不值了。”

  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彭和方一样,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依旧我行我素,举止自若。

  方舟子的杀入,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事儿总是管不完的。50岁以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一根筋地玩命。只是事隔多年,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

  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这样做,是不想重燃战火。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

  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隔几个月就捐600,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捐了1万块。”彭剑介绍说。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

  “让一个做好事的人,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我觉得不妥。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我能交代清楚。”

  要是呆在美国,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坦率地说,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更加揭发欺诈行为。”在这件事上,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我们觉得虽败犹荣,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但我也看开了。”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啃了大半辈子书本,来去俱从容。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一个不受束缚的人,通常可以进退裕如、纵横捭阖,这也许是他10年不衰的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基本上类似于一个旁观者。”方舟子说,“有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

  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新语丝曝光的大学,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方舟子不干,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帽子”。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只要不授人以柄,就不存在被控制的危险,为此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一旦与这些机构发生瓜葛,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遭玷污。

  这也与他大半生不受羁绊的处世观念存在抵牾。人的秉性,天然地向往自由不拘。方舟子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除了思想自由,还要生活自由。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方舟子就一直在践行这一理念。那时候,早间的课一般不去上,可以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980年代末,出国风气席卷大学校园,中国科大此风尤盛。方舟子所在的班上,总共46个同学,陆陆续续出国的竟有40个之多。风华正茂的方舟子,也看过一些留学资料,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一种终身教授,自由无比,当上了连校长都管不了,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心有所动,当即就做了人生规划——要去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搞科研之余,还可以写写诗。

  留学生活自不必说有多舒爽。不过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出面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仔细想一想,觉得还是当个作家比较自由。

  “我是不愿意工作的。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也是香港的出版社出的,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与此同时发现本专业范畴里的学术不端现象,就附带曝曝光、打打假。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像那些埋首书斋、介于半隐状态的文人雅士那样,对于社会的残酷一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有时候要参与社会事务,不要说当一个隐士,虽然你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你对社会还是要有些责任心。”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圈内朋友聚会,到最后也是别人悄悄把单给埋了,自己根本没有掏钱机会。也许是这种情形多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他的书很多也是送人的,科学的书,是老百姓不可读的,阅读圈子不大,不可能畅销。”袁钟说,“日子肯定过得不好。”

  方舟子把从事科普写作和基于生物学范畴展开的学术打假视为一个整体,旨在普及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早年在大学时代,他就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素养有所观察。彼时整个社会,对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追捧有点走火入魔。大约是在1987年,全国第二届特异功能大会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方舟子临场观摩了两个最终失败的表演,从此不再轻信这些玄而又玄的超科学现象。

  在美国的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这四个方面跟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不要轻信,要讲证据,你为了这个可以无所顾忌。”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但在一个工于粉饰和伪装的社会里,虽然人们都认同科学的重要性,撒谎也难免成其为风气,迷信或伪科学的东西泛滥。心术不正的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登堂入室,招摇过市。

  “这个社会就是骗子的乐园,造假成本很低。”彭剑说,“越是能忽悠,越是能煽呼的人,反而是混得最好的一批人。”

  路遇不平,即刻就要拔刀相迎。方舟子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

  混在中国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一团和气的传统社会,方舟子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不够客气与宽恕。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劝他,希望他可以表现得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这毫不奏效。

  “劝他不行,会不听你的。”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说,“也不是说不揭露,揭露是对的。我们的意思是不要那么激烈,但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还是用他自己习惯的语境和风格。”

  纪小龙在医学界负有声名,方舟子遇到一些专业问题会咨询他。在他眼里,方舟子天真而不世故。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发生在2004年,当时四川雅安有一个老中医在碧峰峡凌空悬挂,宣布绝食49天,堪为奇谈。司马南斥其为骗术。在一次会商中,方舟子负责搜集国外类似魔术表演的揭示性材料;纪小龙负责从医学层面解析49天绝食的毫无可能,司马南则通过拆解魔术的角度来揭穿迷局。那一次,绝食一方要求司马南前去现场验证,但司马南江湖阅历丰富,没有被诓去。纪小龙说,要是换作方舟子,他保不准就要去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去踢几脚,一踢不就爆炸了嘛,踢完你自己也牺牲了,何苦呢?我认为方舟子还是认死理,觉得理最重,不需要拐弯抹角。”

  面对来自世俗的熏染、挤压,方舟子理所当然地严阵以待,摆开了抗拒架势。在微博上,他是“免”字牌高挂,“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事的任何忠告”。

  “因为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事实、逻辑错误,欢迎有根有据地指出来,如果只是要来指导我应该怎么为人处世,我没有兴趣。我又不是未成年人。”

  在圈子里,方舟子的特立独行人所共知。这是一个闷闷的人,不擅于海阔天空。当人们坐在一起聊及很多快乐的事情,火热异常,他却不过是一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他看上去是个害羞的人,我们都是喜欢开玩笑的,他也只是笑一笑。”他的朋友方玄昌说,“没有特别的幽默细胞,不会主动来调动氛围。”

  新语丝正被各路人盯着,很多人担心有朝一日自己犯下的孽障报应在上面,而这些人与方舟子又存在一种几杆子就能打着的关联,请托势不可免。

  4年前,袁钟在协和的一个朋友被新语丝点名批评,起因是学术简历造假。近水楼台,袁钟两口子就约方舟子两口子出来喝茶,借机通一通款曲。

  “这哥们儿真是……我们两家关系是很好的,但在这个事情上,他有他的底线,不能够跨越。”

  方舟子坚持当事人必须说清楚问题,并公开道歉。接受建议后,当事人又欲索要举报人信息,被一口回绝了。这样的强硬是少有的。性格腼腆的方,拒绝别人的方式通常是沉默以对,表明他是在保留态度。

  “我平时不愿意跟别人发生当面冲突。作为朋友,对对方的做事方式要理解,要有互相的尊重和信任。”方舟子说,“有这么一次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长年累月,只有他一个人处理投诉来稿。对这些秘而不宣又耗时费力的事务,彭剑曾不以为然,提出可以将那些举报信息移交自己代为处理,方舟子不吭声了。

  “打假的来稿都是我一个人在看,举报人的信息,只能是我一个人知道,这也是大家信任我的一个原因。”

  处理投诉信息,方舟子自成规矩。每有来信,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做保留。此举缘于之前邮箱被人攻破过,所幸里面的信息事先均已移除,后来他就把密码设置得古怪很多,形同猜谜。

  方生活在一个全神贯注的世界里,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一般来说,论文、履历造假是比较容易认定的,涉及具体的实验造假,倘无特别渠道,有时则会无从追究,因为无法进入实验室核对原始数据。

  “不可能派人去,去了人家也可能不接待你,所以民间打假的局限性就在这儿,权威性不够,被挡在门外也没有办法。”

  这种打假事务异常琐碎。按照他本人的兴趣,更愿意一头钻进纯粹的科普、文史写作中去。这些年,他也在逐渐朝此方向转移,新语丝光是投诉来稿就登不完,他要负责核实这些投诉,亲自执笔的打假文章不多了。这是由台前向幕后的转变和接力,而不是退出。

  “握紧我的手,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2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傍海而居、诗心初萌的闽南少年,就给自己起了“方舟子”这个笔名,意指驾驶两条船的人,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那时候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年纪大了,他不再写诗,但仍以一双诗一样饱满的眼睛,凝视科学那光怪陆离的一隅。他所搭建的新语丝平台,本是用来孕育诗人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满满地戳进了科学界的漏洞之中。双舟并驾,竟是驶往这样一角并不流绮写意的逼仄现实。

  “平台建起来了,大家都信任你,你说不干了,对不起大家,很多人会失望……如果这个平台没有了,那些造假的人可能就要松一口气了。”

  我妻子在我的微博上发了我遭到歹徒袭击的消息后,收到了许多电话、短信,或表示慰问或要求采访,感谢各位的关心,但因为一直在配合警方做调查,没法一一答复,现在抽空介绍一下经过,媒体朋友要报道,直接引用即可。

  今天(8月29日)下午3点我约好辽宁卫视“王刚讲故事”的两名记者在北京住所所在小区的门口见面,然后一起走到附近一家茶馆(就是《中国企业家》详细描述过其位置的那家)接受关于李一事件的采访。5点左右,采访结束,我把两位记者送上出租车,转身才走两、三步路,只见一名男子突然窜到我面前,朝我的脸喷射气雾,我闻到一股刺激性味道,头晕脚软,几乎要倒下,我立即屏住呼吸,向路的对面跑去,后面另一个人追着我,手持铁锤要砸我头部,我拼命往前跑,此人在后面追,没能追上,就把铁锤向我扔出,连扔两次,第一次朝我的头部扔,没有砸中,我听到铁锤落地的声音,边跑边回头看了一下,此人又捡起铁锤扔过来,这次击中了我的腰部,流了一些血。我跑了有一两百米,歹徒未再追赶。我跑进小区后,报了警,警察很快来了。当时路边有一些人,警察立即去现场寻找目击者。做完笔录后,到附近医院验伤,除了腰部有两处破皮出血外,目前身体还未发现其他异样。

  歹徒所用的喷雾,我一开始以为是辣椒水,后来与法医探讨,觉得应该是含乙醚成分的麻醉剂,我以前做动物解剖实验用过乙醚,现在想起来就是那种味道。歹徒的计划,是一人先用麻醉剂把我麻倒,另一人再用铁锤置我死地,大概吸取了上次让方玄昌逃脱的教训。幸好我反应敏捷,跑得快,躲过一劫。

  我本人没有私敌,这显然是某个被我揭露过的人雇凶报复,并已在我的住所附近踩点、守候多时,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至于是谁干的,我不好妄测,我知道的线索都已告诉警方。该案现在由石景山分局刑侦大队队长侦办,分局局长几次打电话过问,看来警方比较重视。希望能够尽早破案,并同时也侦破方玄昌遇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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